能源构筑外交――中国与伊朗关系能走多远？
“中国和伊朗接近的最大原因是石油。”美国伊朗关系理事会（American- Iranian Council）主席、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中东问题教授胡山·阿米拉马迪（Hooshang Amirahmadi）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短期而言，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20年后，中国对能源的渴求将是巨大的。那时，它将和美国角逐整个中东的主导权。简言之，未来50年中，哪个国家能控制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三国，它就能控制全球的石油。”
在中国为自己打造的“能源版图”中，伊朗成为一块备受关注的热土。作为欧佩克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伊朗拥有占世界12%的石油储量和18%的天然气储量。而其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5%，和储量相比之下，伊朗在石油生产上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于是，日益密切的中伊贸易引来两国政治合作的联想。
“伊朗希望将中国作为其长期的战略伙伴，它正不惜一切机会向中国寻求这种可能。”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政治系访问学者杰里·洛山德尔（Jalil Roshandel）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说，“但是，中国感觉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因此在避免和伊朗发生某种形式的战略关系。在其外交日程中，中美战略关系无疑是比中伊关系重要得多。”
中国填了伊朗的贸易真空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已经发展了近20年，经历了两个阶段。”洛山德尔说，“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并没有将中国作为一个‘伙伴’，而是提供武器和资源的对象。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伊朗顾忌苏联和中国的意识形态色彩，没有与之过多的接触。但是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面临美国的禁运和经济制裁，逐渐转向东方，填补这个外交缺口。伊朗前总理穆萨维曾积极推动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关系，试图用石油贸易换取伊朗的政治、经济利益。”
基于此，洛山德尔认为，中伊之间的两个外交阶段是有本质区别的。长远看，第一个外交阶段是临时的、过渡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才进入长期而有意义的第二个外交阶段。
即将在2006年出版“中伊关系”专著的乔治亚理工学院外交学院教授高龙江（Dr. John Garver）这样分析伊朗向中国走近的动因：“伊朗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主要贸易伙伴，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有竞争优势。相比于法、德、英这些欧盟国家，中国的工业产品价格更加低廉；进而，中伊贸易额的扩大，为伊朗在服务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了可能。”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一向奉行经济关系独立于政治，不在贸易往来中掺杂政治问题。”高龙江在美国著名研究机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 7月14日举行的“中伊关系”研讨会上说，“美国和欧盟总是用人权、核武器扩散等政治议题‘敲打’伊朗，动辄使用经济制裁。比如，在两伊战争期间，美、英、德、法等国就出于政治考虑撤出了伊朗市场，将绝好的贸易机会留给中国。战争结束后，双边的贸易额增长也相对缓慢，1991年只有2%，2003年不足 8%。”
如此语境之下，中国从伊朗获得了大量的订单。高龙江的研究揭示：中伊之间的经济合作项目遍布于伊朗各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如汽车、住房、采矿、糖业、渔业等；另一边，中国则从伊朗进口石油、原油和矿产资源，如铜、锌、铅、大理石等等。其中，石油进口占到80%，矿产资源占14%。
“相应地，中国能从与伊朗的贸易关系中得到双重利益。”与其他学者不同，高龙江除了看到中国在伊朗能得到的能源之外，还剖析了更深层的原因：“首先，当中国对外敞开国门时，其轻工业产业积极吸引外资，但是中国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强大的重工业和一些高技术产业却需要向外寻找市场。于是，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伊朗就成为其重要出口地。其次，这才是中国对石油的渴求。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战略需要，如在台海问题上的军事储备。”
伊朗的战略选择：向东看
同样在研讨会上，积极推进伊朗油气战略的安泰·巴哈（Atieh Bahar）咨询公司负责人毕杰恩·凯杰普尔（Bijan Khajehpour）则从伊朗的角度回顾了中伊关系的发展。
“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以后，伊朗采取的是‘不依靠东方，也不依靠西方’的政策，即发展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凯杰普尔回顾说，“1989年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开始寻求政治和经济上的国际地位，要求联合国的成员国席位。而经济上，欧盟国家――而非中国――成为当时伊朗经济、技术的主要提供者。伊朗开始和西方发展新的外交关系。1997年，双方曾进行了重要的贸易对话。但是，经济‘蜜月’之中也有政治挑战。伊朗在人权、核武器等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调，让它最终无法在‘靠向西方’的道路上走下去。”
他说，“于是，伊朗开始向东看，而它首先选中的是日本。但作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友，日本在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中面临很多美国的压力。如此局面下，伊朗才开始转向中国和印度。”
2004年，在伊朗的对外贸易统计中，欧盟仍是首要贸易伙伴，但是中国和印度都位列前五，增长势头更加迅猛。最近，中伊刚刚签署了25～30年的长期石油贸易协定。相反，据伊朗媒体报道：2003年美伊贸易额达2.6亿美元，而2004年两国贸易额为2.36亿美元，减少了10%。伊朗“向东看”的势头日渐明显，政治上也向中国走近。
“在克林顿时代，尤其是90年代后半期，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更重视和大国发展外交，而非像伊朗这样与其切身利益并非密切相关的小国。”洛山德尔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但是10年之后的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已经发展为更加现代化的国家，它还在对外寻找市场，进口更多的商品，因此和伊朗开始走近，成为一大石油客户。”
阿米拉马迪则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分析说：“伊朗和中国都是亚洲国家，在文化和地理上比较接近。在历史上，伊朗从来没有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敌人，或是对其有什么负面的印象或是感觉。两个国家都曾发生过革命，经济体系中都有很强的国有成分。因此，政府间打起交道来也更加容易。”
同样作为中东问题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学院代理院长加里·斯克（Gary Sick）向《华盛顿观察》周刊揭示了伊朗在政治利益上的考虑：“在伊朗一方，它政治上面临美国的制裁和国际围剿，因此需要中国对它的国际支持，尤其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如果有一天美国将伊朗的核武器问题提到安理会，伊朗希望中国将能为之解围。”
出生于伊朗的洛山德尔和凯杰普尔一样，言谈中往往流露出一些“故土”情结：“在中东，伊朗希望成为确定的、被接受的主要政治角色。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伊朗的睦邻关系并不算和睦，它和埃及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其它亲美的中东国家在与伊朗发展外交关系中也犹犹豫豫。”
但在凯杰普尔眼种，如今的伊朗已经更加自信：“如果说15年前，伊朗的经济发展才刚刚起步，还只能依赖于西方国家的话，如今伊朗人可以十分自信地说，‘我们有钱，我们能对外购买技术。’同时，它在挑选合作伙伴时，灵活性也更大。”
“长期来讲，我并不认为伊朗和西方的关系就此完结，而是伊朗和东方的关系日益紧密。”他说，“（在这样的外交依托下，）伊朗的目标是，做中东地区的经济和技术强国。它不仅要做能源供应国，也要做技术的主要出口地。”
核问题：中、美、伊解不开的结
虽然伊朗在战略上频频向东方国家“目送秋波”，但在中国的外交天平中，美国因素仍然是不容被忽视的。
“中国也明白，伊朗和美国关系不好。中伊走近会让美国产生不安。”斯克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道，“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做出外交选择，对中国来说很困难，而我们也无法确定中国现在是否已经做了选择。但是最近中国高级官员访问伊朗，表示其对伊朗在政治上的支持。”
伊朗之所以和美国结下深仇，核武器是个重要原因。斯克认为，伊朗发展核燃料循环 （nuclear fuel cycle）主要是为了和平用途，就像日本、瑞典也在将核技术运用于民用事业一样。
“但关键在于，美国并不信任伊朗。”斯克话锋一转，“美国总是担心伊朗在拥有足够的核技术后，会改变初衷，以之制造核弹。因此，坚决不许其拥有这样的核能力。但是，中国应该相信，伊朗并无制造核弹的意图，即使要冒很多风险。”
他说，“中国会尽其所能在政治上支持伊朗。起码，它能利用否决权延缓伊朗核问题在安理会遭受制裁的命运。而伊朗面临欧盟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压力，也会努力在国际上集聚力量。比如，以中国的关系拉法国、俄罗斯一起软化安理会对其的强硬态度，或利用这几国手中的否决票避免制裁。”
然而，阿米拉马迪在这个问题上与斯克意见相反：“我不认为中国会和伊朗发展战略性的外交关系，或是会运用手中的安理会否决权在核问题上帮助伊朗。在我的记忆中，中国从来没有行使过这一否决权。中伊之间的关系是‘注重实效的（Pragmatic）’，而非战略性的。而这样的关系还将继续下去。”
“在最敏感的核技术出口中，中国在看俄罗斯如何行事。如果俄罗斯能顺利向伊朗出售核技术并成功解决核废料回收的问题，中国可能会考虑效仿。”洛山德尔对此也不乐观：“但是，我很怀疑中国会这样做（向伊朗出口核技术），或者说，它根本不会。对中国而言，中美战略关系无疑更加重要。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要以10亿美元为单位计算，相比之下，中伊贸易量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阿米拉马迪比洛山德尔表达得更加直接：“美国对中伊关系最大的担心就是核技术的出口。美国一直在阻止中国这样做，而中国在美伊之间一向是走中间路线，寻找妥协方案。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非常谨慎，尽量在世界事务中处于低调，不愿树敌。”
然而，斯克则认为：“虽然美国不高兴看到中伊接近，但这不是美国外交中最忧心的问题。美国若要对此事做出强烈反应，需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美国必须考虑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敏感的台湾问题等等。”
“但是下个月，欧盟将就伊朗恢复核试验一事向联合国做出报告，如果安理会要对伊朗进行制裁，危机发生的可能就会增加，而中国也将会被牵扯其中。”在斯克看来，这一问题未来升级的可能性很大。
李焰，《华盛顿观察》周刊第26期
在中国为自己打造的“能源版图”中，伊朗成为一块备受关注的热土。作为欧佩克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伊朗拥有占世界12%的石油储量和18%的天然气储量。而其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5%，和储量相比之下，伊朗在石油生产上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于是，日益密切的中伊贸易引来两国政治合作的联想。
“伊朗希望将中国作为其长期的战略伙伴，它正不惜一切机会向中国寻求这种可能。”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政治系访问学者杰里·洛山德尔（Jalil Roshandel）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说，“但是，中国感觉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因此在避免和伊朗发生某种形式的战略关系。在其外交日程中，中美战略关系无疑是比中伊关系重要得多。”
中国填了伊朗的贸易真空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已经发展了近20年，经历了两个阶段。”洛山德尔说，“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并没有将中国作为一个‘伙伴’，而是提供武器和资源的对象。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伊朗顾忌苏联和中国的意识形态色彩，没有与之过多的接触。但是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面临美国的禁运和经济制裁，逐渐转向东方，填补这个外交缺口。伊朗前总理穆萨维曾积极推动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关系，试图用石油贸易换取伊朗的政治、经济利益。”
基于此，洛山德尔认为，中伊之间的两个外交阶段是有本质区别的。长远看，第一个外交阶段是临时的、过渡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才进入长期而有意义的第二个外交阶段。
即将在2006年出版“中伊关系”专著的乔治亚理工学院外交学院教授高龙江（Dr. John Garver）这样分析伊朗向中国走近的动因：“伊朗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主要贸易伙伴，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有竞争优势。相比于法、德、英这些欧盟国家，中国的工业产品价格更加低廉；进而，中伊贸易额的扩大，为伊朗在服务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了可能。”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一向奉行经济关系独立于政治，不在贸易往来中掺杂政治问题。”高龙江在美国著名研究机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 7月14日举行的“中伊关系”研讨会上说，“美国和欧盟总是用人权、核武器扩散等政治议题‘敲打’伊朗，动辄使用经济制裁。比如，在两伊战争期间，美、英、德、法等国就出于政治考虑撤出了伊朗市场，将绝好的贸易机会留给中国。战争结束后，双边的贸易额增长也相对缓慢，1991年只有2%，2003年不足 8%。”
如此语境之下，中国从伊朗获得了大量的订单。高龙江的研究揭示：中伊之间的经济合作项目遍布于伊朗各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如汽车、住房、采矿、糖业、渔业等；另一边，中国则从伊朗进口石油、原油和矿产资源，如铜、锌、铅、大理石等等。其中，石油进口占到80%，矿产资源占14%。
“相应地，中国能从与伊朗的贸易关系中得到双重利益。”与其他学者不同，高龙江除了看到中国在伊朗能得到的能源之外，还剖析了更深层的原因：“首先，当中国对外敞开国门时，其轻工业产业积极吸引外资，但是中国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强大的重工业和一些高技术产业却需要向外寻找市场。于是，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伊朗就成为其重要出口地。其次，这才是中国对石油的渴求。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战略需要，如在台海问题上的军事储备。”
伊朗的战略选择：向东看
同样在研讨会上，积极推进伊朗油气战略的安泰·巴哈（Atieh Bahar）咨询公司负责人毕杰恩·凯杰普尔（Bijan Khajehpour）则从伊朗的角度回顾了中伊关系的发展。
“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以后，伊朗采取的是‘不依靠东方，也不依靠西方’的政策，即发展自己的经济与政治。”凯杰普尔回顾说，“1989年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开始寻求政治和经济上的国际地位，要求联合国的成员国席位。而经济上，欧盟国家――而非中国――成为当时伊朗经济、技术的主要提供者。伊朗开始和西方发展新的外交关系。1997年，双方曾进行了重要的贸易对话。但是，经济‘蜜月’之中也有政治挑战。伊朗在人权、核武器等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调，让它最终无法在‘靠向西方’的道路上走下去。”
他说，“于是，伊朗开始向东看，而它首先选中的是日本。但作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友，日本在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中面临很多美国的压力。如此局面下，伊朗才开始转向中国和印度。”
2004年，在伊朗的对外贸易统计中，欧盟仍是首要贸易伙伴，但是中国和印度都位列前五，增长势头更加迅猛。最近，中伊刚刚签署了25～30年的长期石油贸易协定。相反，据伊朗媒体报道：2003年美伊贸易额达2.6亿美元，而2004年两国贸易额为2.36亿美元，减少了10%。伊朗“向东看”的势头日渐明显，政治上也向中国走近。
“在克林顿时代，尤其是90年代后半期，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更重视和大国发展外交，而非像伊朗这样与其切身利益并非密切相关的小国。”洛山德尔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但是10年之后的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已经发展为更加现代化的国家，它还在对外寻找市场，进口更多的商品，因此和伊朗开始走近，成为一大石油客户。”
阿米拉马迪则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分析说：“伊朗和中国都是亚洲国家，在文化和地理上比较接近。在历史上，伊朗从来没有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敌人，或是对其有什么负面的印象或是感觉。两个国家都曾发生过革命，经济体系中都有很强的国有成分。因此，政府间打起交道来也更加容易。”
同样作为中东问题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学院代理院长加里·斯克（Gary Sick）向《华盛顿观察》周刊揭示了伊朗在政治利益上的考虑：“在伊朗一方，它政治上面临美国的制裁和国际围剿，因此需要中国对它的国际支持，尤其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如果有一天美国将伊朗的核武器问题提到安理会，伊朗希望中国将能为之解围。”
出生于伊朗的洛山德尔和凯杰普尔一样，言谈中往往流露出一些“故土”情结：“在中东，伊朗希望成为确定的、被接受的主要政治角色。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伊朗的睦邻关系并不算和睦，它和埃及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其它亲美的中东国家在与伊朗发展外交关系中也犹犹豫豫。”
但在凯杰普尔眼种，如今的伊朗已经更加自信：“如果说15年前，伊朗的经济发展才刚刚起步，还只能依赖于西方国家的话，如今伊朗人可以十分自信地说，‘我们有钱，我们能对外购买技术。’同时，它在挑选合作伙伴时，灵活性也更大。”
“长期来讲，我并不认为伊朗和西方的关系就此完结，而是伊朗和东方的关系日益紧密。”他说，“（在这样的外交依托下，）伊朗的目标是，做中东地区的经济和技术强国。它不仅要做能源供应国，也要做技术的主要出口地。”
核问题：中、美、伊解不开的结
虽然伊朗在战略上频频向东方国家“目送秋波”，但在中国的外交天平中，美国因素仍然是不容被忽视的。
“中国也明白，伊朗和美国关系不好。中伊走近会让美国产生不安。”斯克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道，“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做出外交选择，对中国来说很困难，而我们也无法确定中国现在是否已经做了选择。但是最近中国高级官员访问伊朗，表示其对伊朗在政治上的支持。”
伊朗之所以和美国结下深仇，核武器是个重要原因。斯克认为，伊朗发展核燃料循环 （nuclear fuel cycle）主要是为了和平用途，就像日本、瑞典也在将核技术运用于民用事业一样。
“但关键在于，美国并不信任伊朗。”斯克话锋一转，“美国总是担心伊朗在拥有足够的核技术后，会改变初衷，以之制造核弹。因此，坚决不许其拥有这样的核能力。但是，中国应该相信，伊朗并无制造核弹的意图，即使要冒很多风险。”
他说，“中国会尽其所能在政治上支持伊朗。起码，它能利用否决权延缓伊朗核问题在安理会遭受制裁的命运。而伊朗面临欧盟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压力，也会努力在国际上集聚力量。比如，以中国的关系拉法国、俄罗斯一起软化安理会对其的强硬态度，或利用这几国手中的否决票避免制裁。”
然而，阿米拉马迪在这个问题上与斯克意见相反：“我不认为中国会和伊朗发展战略性的外交关系，或是会运用手中的安理会否决权在核问题上帮助伊朗。在我的记忆中，中国从来没有行使过这一否决权。中伊之间的关系是‘注重实效的（Pragmatic）’，而非战略性的。而这样的关系还将继续下去。”
“在最敏感的核技术出口中，中国在看俄罗斯如何行事。如果俄罗斯能顺利向伊朗出售核技术并成功解决核废料回收的问题，中国可能会考虑效仿。”洛山德尔对此也不乐观：“但是，我很怀疑中国会这样做（向伊朗出口核技术），或者说，它根本不会。对中国而言，中美战略关系无疑更加重要。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要以10亿美元为单位计算，相比之下，中伊贸易量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阿米拉马迪比洛山德尔表达得更加直接：“美国对中伊关系最大的担心就是核技术的出口。美国一直在阻止中国这样做，而中国在美伊之间一向是走中间路线，寻找妥协方案。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非常谨慎，尽量在世界事务中处于低调，不愿树敌。”
然而，斯克则认为：“虽然美国不高兴看到中伊接近，但这不是美国外交中最忧心的问题。美国若要对此事做出强烈反应，需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美国必须考虑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敏感的台湾问题等等。”
“但是下个月，欧盟将就伊朗恢复核试验一事向联合国做出报告，如果安理会要对伊朗进行制裁，危机发生的可能就会增加，而中国也将会被牵扯其中。”在斯克看来，这一问题未来升级的可能性很大。
李焰，《华盛顿观察》周刊第26期
标签： 资讯
posted by grzh @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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